国民政府南迁到这里还没多少天，大楼走廊里到处是贴着封条的文件柜和无人认领的公文。

  李宗仁把阁揆的提名权交给了阎锡山，这个决定来得并不突然——何应钦的内阁已经在5月30日集体请辞，代总统手里实在没人了。

  国防部长徐永昌交了辞呈，财政部长刘攻芸也打了报告，整个行政院像一艘千疮百孔的船，谁都不愿意做那个最后站在甲板上的人。

  他在山西掌权三十八年，经历过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，扛过抗战时期的三面周旋，见过太多大风大浪。

  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在那一期还专门写了篇稿子，标题里用了“民国政坛不倒翁”这个说法，意思很明白：阎锡山这个人，沉不了。

  但在正式接受任命之前，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看得懂的事情：先去台湾见蒋介石。

  阎锡山从广州飞到台北再转往日月潭，一路上的安保已经换成了蒋的侍从室负责。

  但阎锡山回到广州之后对贾景德透露过一个细节：蒋介石说了一句话，“撑几个月就好”。

  这三句话后来被报纸反复引用，不是因为它有多精彩，而是因为它和一个正在崩塌的政权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  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阎锡山主政那几个月做的事情，不能说没有章法，但基本上没有一件落到实处。

  七月二日，行政院正式公布《改革币制令》，宣布实行银本位制，发行银元兑换券。

  规定很明确：所有公私收付，一律以银元为计算单位，各级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收费，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。

  消息出来的当天，广州十三行的几家钱庄掌柜凑在一起吃茶，有人当场就笑出了声——金圆券变成废纸还不到一年，老百姓拿在手里的钱从法币换成金圆券再换成银元券，折腾了三轮，谁还信这个？

  七月四日银元券挂牌，阎锡山在行政院等消息，每隔一小时秘书就打电话去银行问，每一次的回复都差不多：市场反应冷淡，兑换寥寥。

  阎锡山兼任国防部长之后，做的一项决策是把西部几省的军事指挥权集中收归国防部，试图统一调度。

  西部的嫡系将领本来就各怀心思，国防部的命令发下去，到了兰州就没有人真正执行。

  沿途的秩序已经乱了，路边的补给站空了，很多随行人员饿了整整一天才吃上一碗稀饭。

  他的秘书原馥庭很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提起这段经历，说阎先生在那一段时间有一个明显的转变——临出发前他开始频繁地叫人核查随行的“特别物品”。

  十月一日，北京广场上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，重庆这边听到时已是深夜。

  原馥庭说那天晚上阎先生一个人在房间里坐到很晚，走进去送茶水的时候发现收音机还没关，里头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只有电流的嗡嗡声。

  按照李宗仁之前的安排，国民政府应该在本月十五日迁往重庆，但提前一天进了城，计划全被打乱了。

  阎锡山十月底在重庆对山西同乡发表了一段讲话：“山西全体同胞，我这一回没有赶上回到太原，同我的文武干部及全体军民共同奋斗、共同牺牲，我很惭愧，我心上也很不安。现在我天天想到这里，心上还非常难受。但，我在一天，一定一刻不会忘了你们……”

  十一月初，李宗仁借口养病飞往香港，临行前把一应军政事宜全部交给了阎锡山。

  阎锡山接到公文的那一刻，桌上堆着厚厚一沓需要副署的文件，内容五花八门，从军费拨付到人员安置，没有一样是能真正执行的，因为国库里早就不剩下什么钱了。

  临走之前，阎锡山把话交代得很简短：轻财重义，讷言敏行，俭己厚人，恭己恕人。

  随行的幕僚看出来了，阎先生那一段时间每天都在看地图，看完一张收起来，再看下一张，嘴上什么都没说，眼神已经暴露了一切。

  大约十点钟左右，几辆黑色小轿车先后驶入停机坪，从车上下来的人里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穿了件黑色披风、戴着礼帽、身量中等的老头——行政院长阎锡山。

  他自从在广州组阁以来，带着内阁从广州迁到重庆，又从重庆迁到成都，每一次都对外声称要顽抗到底，但每一次都在军队还没有真正打过来之前就提前撤离了。

  但他不可能回去看一看，甚至连成都市区里的杜甫草堂和望江亭也来不及去逛了。

  每箱大约四十公斤，贴了英文标签，箱子表面什么痕迹都没有，干干净净的，但这才是最可疑的地方。

  随行人员全都知道里面装了什么——那是阎锡山从山西带出来的金条和银元，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后一条后路。

  飞行员在起飞前检查了一遍载重，发现这架C-47运输机的实际承载已经明显超出了安全范围。

  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朱家骅，嗓音压得很低：“院长这次带的东西有点多，光金条就有十几箱。超载严重，遇到寒流没办法拉升高度。必须减轻重量，否则过不去。”

  阎锡山的表情僵在那里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我现在就这么点钱了。到了台湾，一家人还有以前的老部下都要靠这个生活。实在不能丢下。”

  他说飞机刚越过秦岭，就因为负荷过重加上遇到强寒流，一下子俯冲了七百英尺。

  陈立夫那一刻已经解开了保险带，手里紧紧握着贴身携带的柯尔特手枪，心里想的是：要是真的坠落在解放区，绝不能被俘。

  他后来回忆那几秒钟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：“那一瞬间，我真觉得这老家伙的金子比命硬。”

  阎锡山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安抚同机的人，而是跑到机舱后面看那些木箱有没有磕坏，神情紧张得像个守着保险柜的商人。

  那些侍卫站在跑道边，目送飞机摇摇晃晃升空，尾灯在夜空中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一片漆黑里。

  不是因为金条的数量有多惊人——几十箱黄澄澄的东西固然扎眼，真正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的是那一刻的选择：在某些人的天平上，金属的分量比人的性命更重。

  当天下午，阎锡山就迫不及待地在台北宣布，“国民政府”从现在起继续在台北办公。

  蒋介石没有出席，只让陈诚到机场接了一下——这个信号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  按照国民政府当时的所谓法律框架，蒋介石已经引退，李宗仁人在美国，行政院长自然要代行总统职权。

  阎锡山抓住了这个“法理依据”，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明白准确地提出国民政府今后要检讨失败、重整军纪。

  他甚至在记者提问环节公开批评内部长期存在的问题：不诚信、拉帮结派、腐败无能。

  这些话听起来大义凛然，但问题是——在场的记者听他讲完之后，大多数人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：这些毛病，你阎锡山在山西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吗？

  陈诚主导省政，蒋经国掌控特务系统，军权全部收归黄埔系的将领手中，阎锡山夹在中间左右都不敢得罪。

  时间一长他自己也感觉出来了：他不过是一个牌位，坐上去是为了做给别人看，等时机成熟了就会被撤下来。

  但手里的职权一天天萎缩，签出去的公文要么被人压住不批，要么批完了也没人执行。

  行政院内部慢慢的出现一种怪现象——很多下属部门在接到阎锡山签发的公文之后，会先私下呈递给蒋介石的办公室“复核”，确认没问题再办。

  那是阎锡山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感受到孤立——以前在山西，他说一不二；现在在台北，他说了等于没说。

  顾祝同接任了国防部长，阎锡山不再兼任军职；秘书长换成了陈雪屏，各部部长大换血，全部换上了蒋的人。

  阎锡山拿着名单看了很久，名义上他还是行政院长，实际上整个内阁已无一个人是他的人了。

  从头到尾算一下：阎锡山从1949年6月就职行政院长到1950年3月辞职，满打满算九个多月。

  这九个月里，他从广州跑到重庆，从重庆跑到成都，再从成都跑到台北，最后在台北彻底出局。

  这九个月里他试图推行币制改革，失败了；试图整合军队，失败了；试图稳住经济，失败了；最后试图在已经败退的局面中给自己挣一个未来，还是失败了。

  李宗仁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时候说，阎锡山在行政院长任上是被蒋介石“放在火上烤”。

  辞职之后的行踪，透露着一个失意政客的典型轨迹：先是住在台北丽水街的一处房子里，深居简出，基本不和外界来往。

  住了一阵子之后，他觉得丽水街还是离市区太近了——“近”意味着还不时能听到政坛消息，还不时有人找上门来谈事情。

  当地住户极少，偶尔有几个老头挑着担子在山路上走过，是到山下的造纸厂去送杂草。

  台风过了之后，阎锡山觉得茅草房不顶事，就让工人就地取材，从山上采来石头和水泥，重新盖了五间。

  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哲学概念——“种能”指的是宇宙万事万物都要靠种子来生发繁衍，种子的能力具有无限的潜能。

  从山西的豪华官邸搬到台北山区的简陋窑洞，从坐镇一方的“山西王”变成蜗居山野的退休老人，这种落差搁在谁身上都难以平静接纳，但阎锡山硬是让自己接受了。

  没有电，照明就点蜡烛，烧水做饭靠柴火，喝水是用竹管从山上引下来的山泉水。

  随行人员有四五十人，阎锡山养了这么多人很久，实在负担不起了，很多人不得不离开。

  原馥庭有一次也被朋友推荐去台北的一个机关上班，他跟阎锡山提出之后，阎锡山沉默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不能离开我。”

  陈纳德有一次带着夫人上山来探望，送来一台发电机，阎锡山却舍不得用，嫌烧油太贵，继续点蜡烛写文章，到台湾的第三年电力才真正接通。

  阎锡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写作上面，写他构想中的《世界大同》和《三百年的中国》。

  一天的时间安排得非常死板：早晨七点起床，上午写作，午后休息大概两个小时，下午看书或者接待客人，晚上十点准时睡觉。

  他的随从说他比在山西的时候瘦了很多，手上也多了茧子，但精神看起来倒还好。

  有一个记者辗转联系到他，想上山做一次专访，他在电话里听完来意，只干巴巴地说了句“不必了”，电话就挂了。

  徐永昌从前在山西算是他的半个合作者，也是山西籍，两人偶尔通通电话，谈的事情都不涉及政治，无非是叙叙旧。

  阎锡山还曾经托人打听山西老家的情况，每次得到的回复都不太好——宅子早就不是自己人的了，旧部也各奔东西。

  蒋介石要举行一个就职十二周年的庆祝会，就在台北，邀请函送来的时候，阎锡山自己正因重感冒躺在种能洞的床上，咳嗽不止。

  侍从们赶紧联系医生，台大医院的内科主任被请上山给阎锡山做检查，看完之后脸色大变，说：“马上送医院，一分钟都不要再耽搁了。”

  除了交代家人的生活安排，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“山西事，我对不起那片土地。”

  还有个说法是他曾经对身边人以悲哀的语气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不能随蒋公回大陆去了，这是我深感遗憾的。”

  阎锡山的儿子阎志敏从美国赶回来奔丧，但另一个儿子阎志惠因为手头没钱，连买机票的钱都不够，没能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。

  一共七条：第一，一切从简，不可铺张；第二，收挽联不收挽幛；第三，灵前不摆鲜花；第四，出殡要早，不要拖延停放的时间；第五，家人不要放声大哭；第六，墓碑上要刻他日记里的第一百段和第一百二十八段；第七，去世后七天之内，每天早晚各读一次他的《补心录》。

  这七条遗嘱透露了他晚年时期很真实的心境——既不想铺张，又不想完全被人遗忘；既看透了人情冷暖，又放不下一辈子的思想和作为。

  下葬的时候，棺材里只放了两件东西：一支他平时用来记东西的钢笔，很普通；另一样是剪刀，他晚年闲着的时候经常用它来慢慢修剪自己的胡子。

  阎锡山的墓地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后面，是他自己生前就选定的地方，坐北朝南，峰峦环抱，站在那里可以远远看到台北市区。

  据说这是阎锡山提前安排好的设计，因为他一辈子信奉“处事、为人、为政，都要发于仁，归于中”。

  有些人到场纯粹是因为公务，有些人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态卖乖，真正从山西跟过来的老部下没有几个了。

  他带出来的那些木箱子，几十箱金条，被安置在了台北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既没能帮他换回政权，也没能让他晚年过得有多舒适。

  他甚至没能给自己的孩子们留下多少真正的财富——老二二十岁病逝，老大和老三早夭，活下来的两个儿子，后来的处境都不怎么如意。

  阎锡山的整个后半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把所有的注都押在金条和算计上，最后却发现人生有些账，不是靠这些就能算得清的。

  他算计了一辈子——算计如何在北洋军阀里左右逢源，算计如何在抗战时期保住地盘，算计如何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骑墙，算计如何在大局已经倾覆的时候给自己留足退路——但到了最后，围绕在他身边的除了几只木箱和一堆没人看的书稿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

  菁山窑洞至今还保存着，去台北旅游的山西老乡有时会专程去看一眼，在墓前站一会儿，烧几张纸钱。

  窑洞的门楣上，“种能洞”三个字还在，但颜色已经被风雨侵蚀得看不清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